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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在這里大轉折》
書籍簡介
中國革命處在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是遵義會議撥正了航向,挽救它于火深火熱之中。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1版
平裝、16開、456頁
定價: 48.00
內容簡介

引  言

馬克思主義革命觀

“革命”一詞,最早出自《周易》,它的《革卦.彖傳》中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里,“革”是變革,“命”是天命。這-詞義,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兩三千年里幾乎沒有變化。

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的西方哲學中,也有“革命”的概念,從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土多德,到當代美國學者亨廷頓等人,先后都從不同角度闡述了“革命”。但是,由于沒有正確的科學的解釋,他們的釋義往往帶有側重和偏頗。要全面地科學地從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上解釋革命的含義,就必須了解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三個基本觀點。

第一,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中,存在著階級矛盾、沖突和對抗。當這種矛盾、沖突和對抗大大激化時,就發展為政治革命。一般說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兩極分化的加劇,人民生活的急劇惡化乃至極度貧困化,就會引起階級矛盾、沖突和對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進而引起革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同時又是解決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主要途徑和手段。

第二,革命史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反動落后的統治階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會輕易地退出歷史舞臺,都會竭力反抗進步階級的革命,千方百計地維護自己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進步階級只有通過暴力才能達到變革社會制度的目的。

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動,馬克思主義認為,革命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動。這種政治行動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它不是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是由社會矛盾運動規律決定的。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而這種社會革命或稱這種政治行動是任何試圖取得統治的階級獲得最終勝利的關鍵。由于以推翻現政權和破壞舊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政治行為,將導致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深刻變化,所以,恩格斯又把這種政治行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動。

顯然,我們在這本書里所指的“革命”,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些先賢們所指出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的含義,而與今天在用法上的拓展(比如醫學革命、體制革命、生態革命)不同后者沒有暴力和階級斗爭的內涵在內。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一開始就和政黨、階級、國家相聯系,革命的全部意義,在于從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劇變性躍進,是奪取政權的翻天覆地的變局,是對舊時代社會的徹底改觀,適合武裝斗爭、工農運動、政策策略等等聯系一體的。

中國共產黨28年的革命進程,就是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進程,從失敗中吸取血的教訓開始,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經典。

毛澤東面對“全世界共產義者所沒有遇到過的問題。”于1928年10月和11月,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國情,總結了井岡山紅色政權發生、發展的原因和條件。中國是由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接統治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廣大農村有相當大的獨立性,這就為堅持長期的紅軍戰爭和根據地斗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而且,農村是統治鎖鏈上的薄弱環節,而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迫切要求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從而使紅軍和根據地斗爭得以有深厚強大的階級基礎;而帝國主義在中國實行的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和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又造成了政治上的封建割據局面和軍閥混戰,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動統治階級內部這種長期分裂和戰爭得到存在和發展。而且,中國是個大國,革命力量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這樣,紅色政權不僅能夠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存在和發展;而且,全國革命形勢發展,不僅在國民革命時期工農土兵有過高漲的地區迅速恢復壯大,而且已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在紅色政權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又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有力的領導和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所以使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可能成為現實。

進而,毛澤東提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戰略陣地的三者結合的“工農武裝割據”的光輝思想。從而正確地回答了關系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最基本問題,成為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上述科學思想并未被當時的黨中央所理解和接受,相反,黨內“左”的急性病又有某些發展。

他們指責毛澤東“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理論,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為“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

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制訂了以奪取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其推行的結果,使黨和革命事業遭到很大的損失。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因為急于組織暴動而把有限的力量暴露出來,先后有I1個省委機關遭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農村根據地有的縮小,有的丟失。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不得已實行戰略轉移,轉移前期“左”傾領導人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致使紅軍處于生死存亡之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全力糾正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問題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在極其危機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紅軍一反以前的行軍方式,好像忽然獲得新的生命。在毛澤東等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忽東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方重兵之間,紅軍處處主動。

遵義會議之后,中國革命呈現了令人欣喜的大好局面,其后,雖然也有不少曲折和反復,但是,遵義會議所開創的革命大方向從此被確定下來。中國共產黨人在遵義的革命大轉折中獲取了政治智慧和思想謀略,使之由弱變強,由錯誤變正確,由正確變科學,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

中國革命處在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是遵義會議撥正了航向,挽救它于火深火熱之中。

遵義會議的歷史過去了七十多年,中國共產黨也成立了九十年,當我們回首中國革命歷程的時候,無論領袖、將軍,還是專家、百姓,都會由衷地吟頌道:

遵義會議,偉大轉折,它不僅是黨的轉折、紅軍命運的轉折,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

遵義會議,對于中國革命的全部來說,是一個大關鍵。

而遵義這座城市,對于中國革命來說,是一個大拐點。

歷史已經證明;

中國革命在遵義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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